汶源书院的前世今生

书院一制,源于唐,盛于宋,历经元明清的繁荣与起落后,随清王朝的没落而日渐衰微,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诏书院改为学堂,至此书院结束,前后历时1200余年。书院是中国古代独有的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以及对中华文明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千年以来积淀了丰富而宝贵的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胡适先生曾经有言:“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研究之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莱芜学校教育起自宋代。宋代莱芜有科举中仕和官办学校的记载,据明《嘉靖莱芜县志》:“学,宋崇宁间(1102年-1106年)建,金大定十年(1170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357年)俱重修。”而在宋代前未发现境内有官学,史料也未记载从境内学校培养的人才。


莱芜境内自明代开始兴办书院。明知县傅国璧(1570年任莱芜知县)在重视官学的同时,亦兴办了垂杨书院(位于口镇垂杨村),并在院外西南和西北树立了孔子观礼处碑和使齐伤感碑,以弘扬儒学,故书院又名观礼书院。清代前期,境内步垂杨书院近百年后尘,莱芜知县叶方恒(1669年任莱芜知县)创建正率书院,《续修莱芜县志》载:“正率书院于城西,作讲语十则以训民,月试诸生六艺”。垂杨书院和正率书院由于存续时间较短,对地方影响不大,直到汶源书院的出现。

清道光三年(1823),莱芜知县纪淦在城东门创建汶源书院。他筑讲堂,建书楼,后来还增置修业堂三间及号舍若干间,延聘通儒主讲其中,为汶源书院的后期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水经注》载:汶出牟县故城西阜下。汶源书院以大汶河命名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其创建的汶源书院屋舍俨然,环境优美,登书院书楼,东望原山,林木郁郁,苍翠挺拔。南观新甫山,北睹肃然峰,就像两座屏障分别挺立于南北。东南盘山一带,只见汶水浩浩西流,不舍昼夜,让源远流长的母亲河——大汶河带给莱芜恒久不息的文化润泽。

《续修莱芜县志》载:“就读学生有两类:一是秀才,每月定期到院听讲,送文章或诗词等请先生批改,称为‘文生月课’;二是经童试合格或以相当程度入院的学生,常年在院专设经史备考,称为‘生童常课’。”汶源书院繁盛时,来学之士,往往达到六七百人。汶源书院的创建对莱芜近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汶源书院的兴建又使莱芜迎来了科第联翩的辉煌局面。从道光九年(1829)的潘绍烈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张梅亭,共7名进士及第,一改书院建成前从乾隆十七年(1752)魏照黎考中进士至道光元年(1821)纪淦来任知县,近七十年科甲不兴,无一考中进士的局面,此后,汶源书院又得到重修扩建,真正成为了当时莱芜的文化教育中心,涌现了诸如教育名师潘绍烈、吕传诰等人,以及先后培养出品学兼优的进士吕宪瑞、张梅亭等人。清宣统《莱芜县志》说:“人文蔚起,甲于他县,令人有武城弦歌之思焉。”直到1901年清廷下诏废止全国书院,汶源书院又在坚持两年后于1903年改为高等小学堂,历经81个春秋,是莱芜最有影响、功能最完备的书院。

汶源书院历史遗址,位于故城东门里北侧,即现在的原市教育局办公区。立于咸丰九年(1859年)的“《汶源书院跋》碑”被发掘后镶嵌在莱芜市实验小学进门广场的“行知”雕塑西侧的底座中。

回顾汶源书院的历史,其创建者纪淦尤其值得重笔浓墨。他是直隶(今河北)文安举人,字秋水,道光元年(1821)任莱芜知县。他善于断案,对诉讼双方能洞察秋毫,是非曲直判断分明。他还不时的巡查县境,访察百姓疾苦。他培养俊秀子弟,亲自给他们解说经义。当看到莱芜的书院荒废了很久,他便和当地士绅吕凤临等购地重建书院,并倡导捐献求学费用,同时规范书院课程,严格要求,士风为之一振。在莱芜担任六年知县,因不阿谀奉承和催租不力而不断遭受排挤。

道光六年(1826)七月份汶源书院建成,他还没来得及看到书院训导启迪生员的成果,就在八月份遭到弹劾,离开莱芜。听到他要去职的消息,全县的人都想为其凑钱求情,他坚决推辞,让人非常佩服他的操守,在他去职一年后,便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令人扼腕叹息。后曾在汶源书院就学的莱芜籍进士张梅亭专门赋诗感慨纪淦的高尚义行和不幸遭遇。

纪淦在离莱之际,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汶源书院落成诗四首》,我们择录两首:

山郭风云接渺冥,汶波环处到书棂。

岁开鲁国师儒席,人聚明时海岳灵。

红药数枝当户种,莲峯一角入楼青。

抗尘奔走无多暇,也愿频来注一经。


翠嶂青泉绕泮宫,读书声好夜堂中。

文章日观窥金简,宗派洙川接玉虹。

木到陰成年月古,鹏从息後羽毛丰。

来春共射天门策,羡尔科名冠两东。


秋水西去,汶源东来。今重修汶源书院,共建精神家园。